在大學教書，常常在想教書的目的是什麼。對於像台灣大學等學校的學生，和一些私立大學的學生，在我的經驗中，要教他們的東西似乎就不一樣。我想在三十年前，和今天的社會中，要教的東西應該也不一樣。
到地方政府工作的時候，有一些事情一下子沒辦法克服，最後總是寄望教育可以慢慢來改變。這不是說我們這一代人就比較差，而是當代社會的問題。
我們常說，教育是百年大計。但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？特別在今天的全球社會中。小孩一定要接受教育，除了基礎的養成外，也讓小孩適應社會團體的生活。在社會更多元，更茫然的時候，我們更是寄望教育。但寄望教育，社會就可以更穩定嗎？
教育這項志業總是希望社會可以有比較健康的轉變，但其實也有它的限制。
教育不就是要養成我們的社會倫理觀念，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嗎？
德文教育有兩的字，一個是erziehen，一個是bilden。前者強調的是過程，後者強調的是結果。erziehen的意思就像我們在種稻子，好好的把它拉拔長大。細心的照顧稻子，它就會長的很好，這是自然的韻律。對於一個人，如何拉拔長大呢？自然的韻律在這裡並不適切，因為人的社會不是用自然的韻律來組成的。
在西方啟蒙時代，將一個人拉拔長大，也就是教育一個人，是有清楚的計畫方向的。照這個方向，人才會像稻子一樣長得很好。那時候，整個生活的世界觀和社會觀是有高度的共識，它是有一套完整的解釋。這套解釋當然也是由當時的精英所思考出來。我們看看德國哲學家康德(I. Kant)的講法就會知道。
重點是我們今天生活的社會呢？這套計畫還在不在，或者縱使在的話，它是不是只在圖書館裡找得到而已？
看看我們小孩的教育過程，大家多少可以感受到，今天不可能有這樣的計畫，因為我們的社會是開放的，多元的。一個開放的社會是不可能有一套單一的計畫放在教育系統當中。
有一次一群關心教育的人士到縣政府找我，他們覺得這個社會太亂，傳統的價值都不見了。他們建議希望可以在幼稚園和小學教育中，放進一些關於傳統倫理價值的課程。他們的用意其實很多人可以感受到，但要做到這一點，不只要有魄力，更重要的是要說服其他人。我的預計，在一個開放的討論和辯論過程中，這套計畫是不會達成共識的。
在過去台灣的威權社會中，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而事實也是這樣。基礎教育要教什麼，上面決定好就好了。在我上小學的時候，還不能講台語，只能講國語。這是有一套精密的教育計畫。今天，多元的社會，我們只能尊重多元。
不論是在過去，還是在今天，這套計畫在社會科學的術語中，就是意識型態(ideology)。過去它是當作統治的手段，一種比武器還精密的手段。它可以讓統治者安心地統治，而且持續地統治。今天這樣的手段是不可能了。有時候有人想試一下，他注定會失敗。
沒有了這套啟蒙式計畫的教育，它的目的和過程現在又是什麼？
先從社會倫理價值講起。
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我們可以有良善的道德，社會的基本倫理和對社會國家的認同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今天全球社會的道德倫理和認同到底是什麼？
我們一天到晚跟小孩子或人民說，你要做一個好人，你要愛國家，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會不會聽，或者有沒有效果。
縣政府的預算在議會過不了，一定會影響到縣民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我們跟議員或小孩講，社會是大家的，大家應該一起來努力，要愛我們的社會。大家可能也只是聽一聽，大家考慮的其實還有很多事情。
在過去的社會中，封閉而穩定的生活秩序其實有一個充滿力量的生活倫理。它是在生活中累積起來的共同習慣。它的判準通常也很清楚，也就是大眾對一件事情的對與錯，具有高度的共識。這個生活倫理，在德國社會學家哈柏瑪斯(J. Habermas)的術語中，叫做Sittlichkeit。今天這個東西已經幾乎消失了，或者很微弱。
看看我們台灣社會的每天新聞。今天出來一個議題，大家非常氣憤，怎麼可以這樣。但過幾天，怎麼有其他的講法出現，還講得有點道理。大家開始覺得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接著好像都有道理。再過幾天，大家就忘了這個事情了。這種現象層出不窮，最後大家也不知道什麼一定是對的。
當然不只台灣社會這樣，其他國家也是，只不過我們好像比較嚴重。但社會不可能是沒有秩序的，也就是應該存在一定的規範。有的，它是哈柏瑪斯講的另一個東西，叫做Moralität。一群人經過溝通，也滿足了大家的需求或利益，而達到共識。這個共識對這群人是有約束力的，它是規範，也就是道德(Moralität)。國家的法律是維護大家的利益，它一方面維持社會秩序，一方面讓大家免於其他人的侵犯，這樣的法律就是道德的一種形式。
這裡存在的可能是，這一群人所遵守的規範，其他一群人不一定要遵守。遵守自己團體的規範，就是合乎道德。
這是今天社會講的道德。
一個社會不會只有一種道德。看看週遭的生活經驗，似乎就是這樣。今天的教育必須要面對這樣的新處境。
現在不適合教學生去遵守一個抽象的，具偉大情操的道德。而社會的現實是，學生應該懂得在一群人當中如何跟別人溝通，並且在溝通達成共識後，遵守這個共同的規範。應該先懂得權利，再懂得道德。其實權利和道德是一體兩面的。我的經驗是，只跟群眾講道德，是一件非常空洞的事情。縱使他們聽得進去，也只是瞬間的。
在鄉下有時候會聽到人說，對別人不要那麼壞，好心有好報啦。其實他是在說，你對別人好，別人就不會對你壞。他怕的是別人對他壞。
再談談適應社會的能力。這也是教育的目標。
社會是我們生存的地方，說實在的也是一個劇烈競爭的場所。各個時代的基礎教育都是給人民一些最基本的知識，像語言或科學等等。今天要學英文和電腦，因為它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必須的基本能力。記得十幾年前，很多一大把年紀的人要學電腦，因為工作場所不斷地電腦化，不學就要失業。前幾天到照相館照相，一間很小的傳統照相館。一進去看見一個老人，跟他問可不可以馬上拿照片。他說可以馬上好。照完相，就看他開始操作電腦，非常熟練。他可能很久以前就學了，不然他的照相館可能也沒人去。
以前的社會當然不用學電腦，因為沒有電腦，整個社會還沒有發展到這個程度。現在連偏遠的小學，也要學電腦。他們有一天也會離開他們的山上，進入快速變遷的城市。這是他們需要的基本知識，在可能的時候可以用來跟其他人競爭。
今天的全球社會中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基本能力？
當然能力越多越好，不過有個基本的東西，就是移動的能力。
電子資訊網絡和交通科技的建置，還有快速的商業競爭，今天的社會已經是一個講求快速移動的社會。移動不是到其他地方或國家去走走的能力，這個有錢有閒就可以做得到。這裡的意思是，你的能力可以隨時到其他地方工作，只要你願意。當然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，但教育必須讓我們有這樣的潛力。
移動到其他地方，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語言。會很多語言現在不是一種自我要求，或覺得很棒。歐洲國家對這個能力非常重視。聽說現在西歐主要國家的大學畢業生，平均會講四種語言以上。並且是很會講的，就像在講自己的母語一樣。他們在工作機會越來越少，企業的全球佈局中，隨時可以到其他國家工作。他們的移動能力是很強的。
以前在村落的生活中，不移動都沒有關係，因為那時候可以一輩子都在那村落生活。現在這個村落已經解體，變成一個全球村，不移動都不行。
移動能力還需要多元的專長。
教育體系應該讓學生有一個準備和能力，雖然他不一定做得到，就是隨時可以做喜歡的工作。社會上大部分人是為了賺錢而工作，為了工作而工作。今天的全球社會已經有了不一樣的工作型態，面對新型的就業方式，只有一個專長的專業工作不一定是這個社會的唯一選擇。全球社會是一個時間和空間解放的社會，我們不可以一開始就注定只能在一個地方待一輩子。
在一個公司企業之中，到不同的部門歷練，也是一個擔任主管的歷程。他需要靈活的邏輯表達能力，以及寬廣的知識。
因此，教育必須讓我們的學生至少有科際整合的能力。
這個訓練除了讓我們了解知識的限制之外，也讓我們在寬廣的知識對話中訓練邏輯表達能力，以及提出問題的能力。在瞬息萬變的競爭中，雖然不一定每次成功，但至少擁有應變的基本能力。
有一天跟一個企業的總經理聊天，他希望地方政府可以提供徵才的定期管道。但他非常清楚的告訴我，他需要的是一個性情好的人才。這意思並不是專業不重要。這是最近幾年的現象。企業要的是一個可以聆聽別人意見，善於溝通和管理的人才。他的性情給別人的感覺是不是很舒服，是不是可以在這種潛在的力量當中融入團隊或把團隊帶好。
對這種現象頗有感觸。大學的教育中，科系已經分得很細。有時候想，他們學這麼細的東西，到社會上要做什麼。當然有一些想要鑽研學問的學生，他們對於嚴謹的學科學問是有必要訓練的。但這種學生畢竟少數，並且似乎越來越少。
培養一個擁有性格，擁有型態和冷靜親切的學生，對於全球社會似乎變成相當重要。不論是對學生個人的工作，還是對整體社會的運作。這個面像在今天的教育當中應該被重視。過去的時代其實也強調這個面向，例如美學和社會學的訓練。只不過，它們在今天似乎更取得它們的必要性。
以上對教育目的的看法，是相當務實的。但絕對不是現實或短視。
先讓學生了解自己所生活的社會特性，週遭環境的變化，才是取得成長的第一步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(G. W. F. Hegel)很早就告訴我們這一點。
有時候想想對子女的教育也是這樣。現在對子女說，希望你怎麼樣，希望你做什麼，他們好像不容易聽得進去。但很奇怪的是，他們偶而會成長，會轉變。這種情況大部分出現於他們自己有所感觸，對生活上的種種有一些經驗上的覺悟。他們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，體驗到了內心感動的事。我們不必跟他們講，他們自己就會轉變。
這是個人認為當今教育的目標。
這是存在轉變的可能的。但也有它的限制。特別是在法國的學術傳統中，這個限制還真的很悲觀。像社會學家福科(M. Foucault)和布爾迪厄(P. Bourdieu)，他們認為，不管教育的目的是什麼，每個時代的教育都是統治者的工具，今天也是。
這個道理並不難懂，就像上面講的當今教育方向，我們希望學生可以很順利的在社會成長。因為今天有著不同的工作型態和生活習慣，學生必須有這些相關知識和才能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這些工作型態和生活習慣主要是誰製造出來的，或者主宰的人是誰。好像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企業家們。
這些企業家全球到處跑，跟著工作型態也同時改變。當企業家的影響力滲入政治領域時，他們為了保有現在和未來的企業王國，把大家教育成他們想要的樣子，表面上看起來也算合理。這就是福科和布爾迪厄擔心的地方。今天企業家是擁有論述機會的，他們同時也擁有權力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只有部分學生會受益，他們與這些企業家和政治人物有著相同的階層特性。
我們不能說這不是教育的限制。
但這個限制不至於讓我們放棄教育。對於所有的限制，並不是要摧毀它們，而是認識它們。我們在別的地方也已經說到，社會是我們生存的地方，但對我們而言，也是限制。
教育事業還是會持續下去。認識它的限制，這本身就是教育的任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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